美国轻微犯罪的治理问题，涉及法律、社会和经济等多个层面，关系到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及社会的整体稳定。在美国，轻微犯罪（Misdemeanor）作为刑法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指那些危害较小、刑罚较轻的犯罪行为。轻微犯罪的类型和处罚标准各州差异较大，不同的州对同一行为的法律界定和处罚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轻微犯罪治理的现状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局面。美国的司法体系不仅仅侧重惩罚，还通过一系列非监禁性措施、社区矫正计划以及司法协作机制，推动犯罪的预防与再犯率的降低。与此同时，美国轻微犯罪的治理体系也面临着种族、经济等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使得治理效果常常受到挑战，尤其是低收入与少数族裔群体中的不公平现象显著。
美国得克萨斯州维多利亚法院
一、美国轻微犯罪治理现状
（一）轻微犯罪的法律界定与分类
美国轻微犯罪的法律界定呈现显著的联邦与州双重差异。联邦层面，《美国法典》第18编第3559条将轻罪分为A、B、C三级：A级轻罪最高可判处1年监禁（如非法侵入联邦土地），B级轻罪为6个月以下（如小额邮政欺诈），C级轻罪则为30天以下（如扰乱联邦机构秩序）。然而，联邦轻罪案件仅占全美轻罪总量的不足5%，绝大多数轻罪由各州自行定义。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其《刑法典》第17(a) 条将轻罪定义为“最高刑期不超过6个月监禁或1000美元罚款”的罪行，涵盖从酗酒闹事到盗窃价值950美元以下财物等行为；而得克萨斯州《刑法典》第12.22条则将轻罪刑期上限设定为1年，并允许对部分轻罪（如家庭暴力初犯）附加强制心理咨询。这种差异化导致跨州流动人员可能因同一行为面临不同的法律后果。
典型轻微犯罪行为集中体现为“无被害人犯罪”与低危害公共秩序行为。根据美国司法统计局（BJS）2021年数据，全美轻罪案件中占比最高的三类为：交通违规（33%，如超速驾驶）、扰乱治安行为（28%，如公共场所酗酒）及小额盗窃（19%，如商店行窃）。以纽约州为例，《纽约刑法》第240.20条将“在公共场所与他人争吵、制造不合理噪音”定义为B级轻罪，警方年均处理此类案件超12万起；而佛罗里达州将血液酒精浓度0.08%~0.15%的酒驾统一归为轻罪，年起诉量达8.5万例。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州通过立法在婚姻制度等领域推动“去罪化”改革。
（二）司法程序与处置机制
美国轻微犯罪处置的核心特征在于警察的自由裁量权与司法效率优先原则。根据美国法学会《模范刑法典》，警察对轻微罪嫌疑人可行使“传票替代逮捕”权，仅在暴力风险或身份存疑时实施逮捕。加州2018年通过《AB 953法案》将此政策制度化，要求对非暴力轻微罪（如无证驾驶）签发出庭传票而非羁押，数据显示该州轻微罪逮捕率从2017年的58%降至2022年的34%。纽约市推行“刑事司法改革法案”（2016）后，轻微罪传票使用率从40%升至67%，节省年均羁押成本超1.2亿美元。轻微罪案件的快速审理程序依托于基层法院系统高效运作。全美94个联邦司法区中，轻微罪案件由联邦治安法院审理，被告人可放弃大陪审团起诉与预审听证，平均结案时间仅45天。
（三）处罚措施的社会化转向
美国轻微罪处罚日益强调非监禁化与社会修复功能。罚金与社区服务成为主流制裁手段：得克萨斯州允许对无力支付罚金的轻微罪被告强制社区服务，年均签发12万份服务令。但罚金制度存在结构性不公，布鲁金斯学会2021年报告指出，年收入低于1.5万美元家庭因轻罪罚金陷入债务循环的概率是富裕家庭的8倍，促使科罗拉多州禁止对贫困被告监禁抵债。
缓刑与审前转处计划（Diversion Programs）的扩张标志着矫治理念革新。2022年，纽约市启动“心理健康转处计划”，将轻微犯罪（如妨害治安）的精神疾病患者转介至社区治疗，首年减少监禁日1.2万天。然而，转处计划覆盖不均：皮尤研究中心指出，农村地区仅23%的轻罪被告能获得转处资源，城市地区则达57%。
美国私人监狱
二、美国轻微犯罪治理体系
（一）非监禁性处罚措施
美国非监禁性处罚的核心在于通过社区矫正与转处计划实现犯罪控制与社会再融入的平衡。社区矫正体系以社区服务令和电子监控为支柱：加州《刑法典》授权法官对轻微罪罪犯判处最高400小时的社区服务，洛杉矶县于2022年对31%的轻微罪案件适用此措施，服务内容涵盖清理涂鸦、协助食品银行分发等。自2010年起，电子监控技术加速普及，佛罗里达州允许对家庭暴力轻微罪者实施定位系统脚环监控，2023年全州监控人数达1.2万人，再犯率较监禁组下降19%。居家监禁则多用于高风险轻微罪，如俄亥俄州对酒驾初犯者实施3个月居家限制，允许工作与医疗外出，但需支付每日8美元的监控费，该州2021年节省监禁成本超2700万美元。
纽约市惩教所臂章
转处计划通过司法分流减少刑事标签对轻微罪者的终身影响。心理健康干预方面，纽约市“行为健康紧急协助响应小组”（B-HEARD）项目将精神健康危机引发的轻罪（如扰乱治安）转介至移动治疗团队，2023年成功分流34%的相关案件，急诊室使用量减少41%。青少年初犯教育项目更具创新性，如得克萨斯州“青少年恢复性司法计划”要求未成年盗窃犯参加受害者同理心课程并赔偿损失，完成率89%，再犯率控制在11%以下。
美国“缓刑之父”约翰·奥古斯塔斯
（二）司法协作与社会参与
警察—社区合作模式重构了轻微罪治理的权力边界。芝加哥市“替代警务战略”（CAPS）自1993年实施，通过定期社区会议将轻罪防控（如打击街头赌博）决策权部分移交居民，使相关报案率下降37%。问题导向警务（POP）在波士顿“停火行动”中效果显著：警方与社区领袖合作识别帮派相关轻微罪高发区，通过就业辅导替代起诉，使青少年武器携带案件减少63%。
非政府组织（NGO）填补了司法系统在轻微罪矫治中的能力缺口。“保释项目”（The Bail Project）自2017年起为全美7.5万名轻微罪被告人支付保释金，避免审前监禁导致的失业与家庭破裂。“就业机会中心”专为轻罪前科者提供职业培训，参与者一年内再犯率仅为13.7%。然而，NGO资源分布不均，皮尤研究显示农村地区轻微罪者获得公益法律援助的概率不足城市的⅓。
三、美国轻微犯罪治理的特点与目标
（一）治理特点
美国轻微犯罪治理的显著特征在于其联邦分权框架下的地方自治传统。这种分权延伸至司法实践，如加利福尼亚州《第47号提案》（2014）将950美元以下的盗窃罪降为轻微罪后，相关逮捕率下降20%，但得克萨斯州坚持对同类行为保留重罪指控。地方自治甚至细化至市级层面，纽约市2016年将地铁逃票等21项轻微罪“去刑事化”，改为民事罚款；而休斯敦仍对逃票者实施刑事传唤。
效率优先与权利平衡的张力贯穿轻微罪司法全流程。辩诉交易在轻微罪案件中占比高达95%，被告人常常被迫放弃审判权以换取缓刑或罚款减免。密歇根州韦恩县法院对扰乱治安轻微罪提供“认罪即罚100美元”的标准化交易，平均处理时间仅7分钟，但导致大量无辜者认罪——纽约大学研究显示，23%的轻微罪认罪者实际未实施指控行为。恢复性司法的局部实践试图调和效率与公正：佛蒙特州《第295号法案》（2020）要求对财产损害轻罪强制实施受害者—加害者调解，2023年数据显示调解成功率达74%，赔偿履行率比传统判决高41%。
美国警察开展社区服务
（二）治理目标
美国轻微罪治理的核心目标之一是缓解司法系统超负荷与监狱拥挤。联邦监狱管理局（BOP）数据显示，1980年至2020年，轻微罪监禁人数增长220%，占监狱人口的19%。加州将非暴力轻微罪犯转移至县监狱，使州监狱人口减少28%，但县监狱超押率升至117%。司法效率提升方面，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县法院采用“批量听证”模式，法官日均处理150起轻微罪传讯，单案平均耗时3分钟，但导致84%的被告人未与律师沟通即认罪（美国公民自由联盟2021年报告）。这种效率导向的代价是程序正义的妥协：密苏里州堪萨斯城轻微罪案件上诉率不足0.3%，因多数被告人无力承担上诉成本。
降低再犯率的目标推动矫治模式创新。得克萨斯州“重返社会导航计划”为轻微罪前科者提供住房与就业支持，参与者3年内再犯率仅为14%，而对照组达到47%。
美国行为健康紧急协助响应小组
四、美国轻微犯罪治理的内在逻辑
（一）法律传统与社会文化的双重影响
美国轻微罪治理深植于普通法传统对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尊崇。警察的“截停搜身”权源自普通法对公共安全维护的授权，纽约市2011年实施轻微罪搜查超68万次，尽管联邦最高法院设定“合理怀疑”标准，但实际执行中23%的搜查缺乏法定依据。法官裁量权同样显著：内华达州允许对家庭暴力轻微罪判处“弹性缓刑”，可根据被告表现调整监管强度，但导致同罪不同判——里诺市缓刑撤销率比拉斯维加斯低37%。
美国圣芭芭拉法院
个人主义文化催生社区自治导向的轻微罪防控。全美4.2万个“邻里守望”组织自主制定轻微罪规约，如西雅图国会山社区将街头涂鸦定性为“社区服务触发事件”，授权商户直接要求破坏者参与清理。但这种自治可能滑向排他性管控。
（二）经济理性与成本控制
轻微罪“去刑事化”浪潮背后是显著的成本收益计算。监禁替代措施的经济优势更明确：监禁一名轻微罪犯的年均成本为31286美元（监狱政策倡议2022年数据），而电子监控仅需4800美元，社区矫正综合成本为7200美元。加州《第47号提案》通过将6项轻罪非监禁化，5年内节省9.5亿美元监禁开支，将资金转投心理健康服务，使相关轻微罪再犯率下降18%。
纽约市惩教所警车
（三）系统性挑战与改革争议
美国轻微罪司法系统深陷种族与阶级歧视的结构性泥潭。司法统计局（BJS）2023年数据显示，非裔占全美人口的13%，却占轻罪逮捕总数的27%与轻微罪监禁人口的34%。在密苏里州弗格森市，2014年司法部调查发现，非裔因交通轻微罪被罚的概率是白人的2.1倍，罚金占家庭收入比高达10%（白人仅为2%），催生了“现代债务监禁”现象——该市法院2013年对轻罪罚金违约者签发9000份逮捕令，其中86%针对非裔。阶级不平等同样触目惊心：路易斯安那州轻微罪被告中，68%的家庭年收入低于2万美元，因无力支付平均480美元的罚金，41%被吊销驾照（全国贫困与机会中心2022年报告），陷入“失业—犯罪”循环。
美国轻微犯罪治理的复杂性反映了社会治安管理中面临的种种挑战，尤其是在种族和经济不平等的背景下。尽管美国在治理轻微犯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采取了非监禁性措施、社区服务和转处计划等创新措施，但司法系统中的结构性问题依然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尤其是在贫困和种族歧视的影响下，轻微犯罪的治理不仅是法律问题，也是社会公平和资源分配的重大课题。
（本文作者：卢奇伟 张承先 王圣礼）
【作者简介】
卢奇伟，江西余干人，南昌铁路公安局鹰潭公安处余干车站派出所民警，江西省证据法学会理事，研究方向：公安管理。
张承先，江西余干人，南昌铁路公安局教育训练中心副主任，美国佐治亚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江西警察学院公共安全中心特约研究员，江西省刑法学会理事，江西省证据法学会常务理事，2016年被评为“最受欢迎的中央国家机关法治人物”，研究方向：刑事法律、行政法律、公安管理、公安教育。
王圣礼，山东五莲人，烟台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威廉玛丽学院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国际法、民商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