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下的“红色堡垒”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旧中国的反动势力不断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进行疯狂镇压和迫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逐渐意识到，中国革命想要夺取最终胜利，必须首先保护自身的安全。于是，1927年11月，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党的保卫组织——中央特科。在残酷的斗争形势下，1935年，中央特科组织遭到敌人破坏，再没有恢复。中央特科虽然只存在了8年的时间，但它为保卫中国共产党的安全、保卫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共中央特科的诞生

上海市静安区武定路930弄14号，这幢不起眼的新式里弄住宅，是中央特科机关旧址的所在地。大革命失败后，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比较成熟的情报保卫专门机构——中共中央特科在上海应运而生。它肩负“保卫中央机关和党组织的安全、开展对敌斗争、惩办叛徒、获取情报、发展通讯联络工作”重任，成为保卫党中央、服务党中央的“红色堡垒”。

中央特科机关旧址。

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在建党之初就实际开展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党召开“八七会议”，根据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形势，决定转入秘密状态，并决定中共中央由武汉迁回上海。在残酷的斗争中，为了保卫党中央机关的安全并有效地打击敌人，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在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下设组织局，领导组织、宣传、军事、特务等科。其中，特务科即中央特科，由周恩来主持工作。

中央特科自1927年11月在上海成立至1935年9月分批撤离上海，先后设立了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无线电通讯科4个职能部门。

中央特科一科，亦称总务科，主要职责是负责建立党的秘密掩护机关，为党召开重要会议物色挑选场地、布置会场，营救被捕中央领导、给烈士处理善后，以及完成党中央交办的其他特殊任务等，实际上是党中央的总务科，承担中央机关的后勤保障工作。

中央特科二科，亦称情报科，主要职责是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工作资源布建情报网，获取国民党驻沪军、警、宪、特和租界巡捕房的情报信息，为锄奸和保卫重要会议的安全提供情报配合。

中央特科三科，亦称行动科，主要职责是保卫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重要会议和中央领导的安全，惩处对党组织造成严重威胁和现实危害且罪大恶极的叛徒内奸。

中央特科三科工作点之一三民照相馆。

中央特科四科，亦称无线电通讯科，主要职责是负责研制收发报机、培训机务报务人员，筹建秘密电台，建立党中央与共产国际、各根据地和白区地方党组织等的无线电通讯联络。

黄浦江畔，一段“红色堡垒”的传奇由此开启。

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

随着各地红军和根据地的不断发展，通讯联络工作急需发展，光靠交通人员往来传递消息不仅速度慢，而且不安全。中共中央决定着手建立电台，开展无线电通讯工作。1928年夏和1929年初，周恩来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先后选调了两批留苏学生，在苏联接受无线电技术培训。

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复制件）。

周恩来回到上海后，于1928年11月组织力量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通讯机构。周恩来在特科组建无线电通讯科，由李强负责。由于当时国民党当局对无线电设备控制很严，不仅买不到、搞不到现成的机器，零件也配不全，甚至连有关的中文专业书籍也没有。周恩来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动手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他找中央特科的李强谈话，要求他承担研制工作。

李强虽然上过大学，但对无线电是外行，况且连参考书都没有，感到无从着手。周恩来启发他可以从自学英文版的无线电专业书籍着手，进行摸索、实践。在周恩来的鼓励下，李强买来一些美国出版的无线电书刊，从自学开始，边学边干。

他以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购买了一些零件，有的零件买不到就自己设法加工，并按照参考书上的线路图进行整机装配试验。在蔡叔厚的掩护和配合下，1929年10月，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终于研制成功。

打入敌特最核心部门的“龙潭三杰”

1928年，中央特科利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陈立夫指派徐恩曾开办无线电训练班、扩充特务系统的机会，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先后考入训练班。钱壮飞利用其徐恩曾同乡的身份，获取徐恩曾的信任，担任机要秘书。1929年底，徐恩曾奉命赴南京组建国民党特务组织，钱壮飞自然也化身为“要员”，并引入李克农、胡底为卧底。钱壮飞的公开身份是南京“长江通讯社”社长，胡底为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李克农则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不久，钱壮飞完全掌握了徐恩曾的电报密码本。蒋介石对江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第二次围剿的命令、兵力部署、时间等绝密情报从他手中源源不断送出，为红军制订正确的战略决策、取得反“围剿”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克农。

钱壮飞。

胡底。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违反秘密工作纪律，在武汉擅自进行个人活动，被叛徒认出，被捕，随即叛变投敌。顾顺章长期负责中央机关的保卫工作，了解党的机密，对党的秘密工作情况十分熟悉，对中央在上海的重要机关、领导人的住处都了如指掌。他的叛变给党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他在出卖武汉地下党组织后，又要求去南京面见蒋介石，企图一举破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把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因此，他虽然知道特科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任机要秘书的钱壮飞的情况也没有说，只提出不可向南京发报报告他被捕叛变的事。但武汉的国民党特务机关邀功心切，当天即向南京发出6封特急密电。25日正是星期六，南京特务机关只有钱壮飞一人在值班，6封急电被他及时截获。此时已是25日深夜，钱壮飞立即派交通员连夜乘坐火车从南京赶往上海，报告李克农并转报中央。

4月26日凌晨，李克农得悉这一紧急情况后，立即决定向党中央汇报。几经周折，李克农才将这份特急情报转给中央。这时，顾顺章已被送上专轮押往南京，一两天内即可到达，必须抢在敌人动手之前妥善安排好机关的转移和干部的撤离。

在此危急关头，周恩来与陈云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果断的措施。26日当夜，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全部转移。27日，顾顺章被押至南京，钱壮飞已安全转移。国民党军警特务根据顾顺章所提供的地址在上海进行了大搜捕。这时党的各个机关均已转移，敌人处处扑空，企图一网打尽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阴谋被彻底粉碎。5月21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永远开除顾顺章的党籍。

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情报小组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使党中央避免了一场后果极其严重的大破坏，避免了党的重大损失。他们三人被周恩来誉为我党情报战线上的“龙潭三杰”。

营救牛兰夫妇

牛兰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情报人员，波兰籍，1931年初来到上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上海站代表，对外公开身份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牛兰在上海分管秘密电台、交通及经费。他的夫人汪得利曾是其最重要的助手。他的直接领导是共产国际联络部交通处主任阿布拉莫夫。牛兰夫妇到上海以后，利用其在上海租界内的各种合法身份，从事共产国际远东局、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共的联络工作。牛兰还负责向共产国际转送中共中央的秘密文件。由于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出卖，牛兰夫妇于1931年6月15日在公共租界遭巡捕逮捕。8月初，公共租界当局将牛兰夫妇引渡给国民党当局。8月14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将牛兰夫妇移解南京。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牛兰事件，亦称“牛兰案”。

牛兰夫妇。

牛兰夫妇被捕的消息，很快被中央特科获悉，随即开展营救工作。潘汉年与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在上海的侦察员佐尔格合作，共同研究制定了营救方案。特科通过江苏省委发动游行示威，营造救援声势。国民党当局畏于国际舆论压力，一度否认关押牛兰夫妇。特科配合佐尔格通过工作关系，设法与狱中的牛兰夫妇取得联系，通过特殊途径拿到牛兰在狱中所写的亲笔信，在报纸上予以公布，证明了牛兰确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的事实。

鉴于国内外舆论压力，1932年7月，国民党当局将此案移交法庭重新审理。潘汉年邀集当时在上海的文化界著名人士，联名致电南京政府提出抗议。特科通过掩护途径，聘请律师出庭为牛兰夫妇辩护，同时配合佐尔格，通过史沫特莱邀请宋庆龄、斯诺等组成“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配合设在欧洲的“国际营救牛兰委员会”的援救活动。8月，国民党当局判处牛兰夫妇无期徒刑。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政府将牛兰夫妇改判为驱逐出境。

虽然国民党方面力图以“牛兰案”为突破，切断中共的国际联络渠道，使共产国际的远东联络体系瘫痪，但终究没能得逞。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转入苏区，共产国际远东局驻扎上海的机关也随之结束历史使命。

（文图由上海公安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