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肖伟，全国公安文联理事，四川公安文联副主席，原四川省公安厅警察学院战训基地常务副主任，被评为全国公安系统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四川省首届道德模范，多次荣立个人一、二、三等功，创作的《在党的阳光下彝家阿妹初长成》《留守北川援建的老战士》《党员遗书背后的故事》《延伸到地震灾区的公安高校文化》等作品在全国获奖。创作歌曲30余首，其中《我的战友我的弟兄》入选中国当代歌曲创作精品工程。
1983年，我从警校毕业，来到了金沙江畔，走进了四川省会理市公安局通安派出所。从此，那山，那乡，那派出所，成了我公安基层“警历”不可或缺的三要素，锁进记忆。
没到过金沙江流经山地的人，不知道大山里的山有多高；没走近过金沙江水边的人，体会不了千米垂直落差的山水险要。我曾在高山之巅和江水之上的大山里行走过，而且一走就是三年。
记忆中的三年，许多人和事，时常让人怀念。
两次险情
初到山里，为走访群众，查破案件，我曾驾驶派出所唯一的交通工具老东海牌三轮摩托，多次“爬”上高山上的高山。结果，走到山尽头，行至水穷处，抬头望不见山顶，俯首闻不到江声，人如蚂蚁一般置身天地间。
有一次，根据线索，犯罪嫌疑人孔某近期在家，适宜抓捕。前往抓捕的路上，我驾驶的三轮摩托在一陡坡急转弯处，偏轮跑飞，摩托车摇摇晃晃向路边冲去。刹那间，我手脚并用，用尽全身力气将摩托车拉起，冲向路边的一棵大树。当摩托车被撞停后，坐在偏斗里协助派出所抓捕的县公安局刑警队的民警冒出一身冷汗：“肖公安，你想让我们烈士陵园见吗？”我熄火放稳摩托车后，走到大树旁向下一看，高高陡坡下是一片乱石河滩，顿时吓出一身冷汗。
还有一次，接到当地乡政府报警称，金沙江边有两村因山地纠纷发生矛盾，希望派出所派民警前往处置，防止民事纠纷转为刑事案件。接警后，我同派出所一位姓普的民警前往事发地。几十公里的山道陡坡，使摩托车制动发热失灵，在一处大转弯处，我发觉减不下速度，急忙大喊：“普兄，减不了速了，咋办？”普警官从车斗里站起喊道：“抓死离合器！快速减挡！”摩托车向左急转，撞向山壁松土层。车停下后，我走到路边，看着千米之下的金沙江水，只觉双腿发抖。
我有幸两次化险为夷。而我的三位战友——卢兴友、曾林武、苟青，先后在侦查破案和服务群众过程中，遭遇车祸遇难，为公安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一起命案
那时，通安派出所管辖地域很宽。据当年一起当过“乡警”的何警官透露，后来在我们原有的派出所基础上设立了三个派出所。再后来，机构调整，依然保留了两个派出所。
当时的通安派出所，四五个人，两三支枪，在那个艰苦的年代，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兑现了守土有责、服务人民的承诺，把忠诚镌刻在了那片山乡的每一寸土地上。
记得，新发乡下辖的一个村，因侄儿媳妇与该村一远房叔叔的奸情暴露后，该村相关村民不是依法依规解决问题，而是在族长的主导下，上演了一场捉奸在床的闹剧，活活将涉事男子从屋内追至田坝间乱棒打死。案发后，新发乡打电话向派出所报警。当时是我接的警，我向县公安局报告了案情，请求增援的同时，向区工委当日值班负责人报告后，匆匆拦了一辆拉矿的货车，往案发村落赶去。
一路上，我在心里发问：尸体保护下来没有？犯罪嫌疑人逃离案发地没有？谁在村口接应我？
赶到那个村时，远远就看见新发乡的老周书记站在村口。我三步并作两步走到老周书记身前，敬礼、握手：“谢谢书记亲自到场，还在村口等我。”
老周书记简要把案发经过介绍了一遍，重点指出：“案发后，乡里立刻组织邻村的治保积极分子，找理由把村里成年人都集中到场坝里了。担心犯罪嫌疑人逃离，我们抽调了邻村的治保积极分子，暗地里把住了几个主要进出路口。”
听完老周书记的陈述，我很感动，群众的支持对公安工作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新发乡党委、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在周边村治保积极分子的积极参与下，我很快进入角色。在新发乡专武干部和治保积极分子有力配合下，摸排出了行凶的主要人员，并对其进行了控制。
当时写有标语的土楼。
双向奔赴
多年以后，当站在讲台上，讲公安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时，我总爱用一线的实战经历将抽象概念具体化，学警们爱听，容易听得懂。当年四五个人能守护好八九个乡的平安，是当地党委、政府对公安工作的全力支持，是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对公安民警的倾情帮助。
谈到人民群众对公安民警的倾情帮助，我总爱唱歌曲《父老乡亲》。在通安派出所工作的三年时间里，记得，一次我从云南省禄劝县境内抓捕犯罪嫌疑人和收缴涉案财物归来，在大山里徒步走了两天一夜，满脚打起了血泡，还扭伤了右脚的踝关节。过金沙江后，途经中武山村口时，在老树下纳凉的一位老人问我：“肖公安，走路咋一瘸一拐的？”听我说明原因后，大家将我扶到树下坐，老人递上一碗凉水后说：“肖公安，不急，回到咱们四川地界了，喝一碗凉水，休息一下再走。”紧接着，他对身边两位年轻的后生耳语了几句，后生们匆匆离开了。
几支烟的工夫，四位年轻的后生，抬着一架新做的滑竿来到我面前，其中一位脸盘黑黑的后生对我说：“走！肖公安，我们抬你回通安！”
我急忙说：“使不得！使不得！”
那位老人笑着说：“有啥使不得的哟？当年红军巧渡金沙江后，陈赓将军还是被人抬着伤病的身体，指挥干部团的红军打下中武山攻进通安的。”四位年轻的后生将我按上滑竿，两人一组换班抬着我，押解着犯罪嫌疑人，走进了通安派出所。
为表达对四位后生的感激，我将寝室里的几包黄烟盒纸的红梅牌香烟全部送给了他们。三年后，当我调离通安派出所，在四一桥边等车进城时，面向金沙江边的中武山方向，我郑重地向中武山村的老百姓隔空道别。人民永远是公安民警最坚强的依靠，如山，也如父母。
三个变化
从我离开通安派出所那天算起，整整39年了。39年来，斗转星移，沧海桑田。
第一个变了的是派出所有了自己的办公楼房，交通工具是三辆喷有标志的警车，有的民警还学会了操控无人机。记忆中，我在通安派出所的三年，办公地点就换了三处。第一处是解放初期收缴的地主的房子，很旧，走在楼板上都担心朽木断了摔下楼去。印象最深的是房子对面的一座土楼，墙上有红军巧渡金沙江打进通安时写下的宣传标语：“四川的工农群众暴动起来，打财富去！”第二处是通安区邮电局二楼的一间小会议室，四张床、四张办公桌，东南西北四角摆放整齐，办公睡觉一体化。第三处是区公所新建的办公楼，装修刚完，墙上的涂料都未干，我们就搬入其中开始办公。
第二个变了的是派出所民警的配枪，清一色的国产92式手枪。而我们那个年代的派出所民警，配枪全是战争后留下来的旧枪，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二十响驳壳枪。一次我挎着装有驳壳枪的木制枪套下乡，路过一处中心小学时，放学的娃娃们指着我喊：“汉奸！汉奸！”我哭笑不得。校长告诉我，说是小朋友看抗日电影中，汉奸都是背着像我身上一样的“盒子炮”枪套跟着日本鬼子烧杀抢的，所以把我当汉奸了。自那以后，我把木制的驳壳枪枪套砸烂烧了，裸枪插在腰间。
第三个变了的是人员构成。现在派出所的人员构成，大都来自公安院校，即便是其他大学考入公安机关或部队转业军官进入公安机关的，都在入职前系统培训过，都称得上是“科班出身”。而我们那时的派出所人员，有从乡公安特派员转成民警的，有从非公安机关的行政事业单位调入公安机关成为民警的，有工人身份以工代干成为民警的，唯有我一人是正规警校毕业生。也正因为我是公安科班出身，区工委和区公所在培养选拔青年知识分子入党时，我被纳入其中，并且由区里组织委员和区委副书记当我的入党介绍人。
时光荏苒，花开花落，变了的是物质条件，不变的是忠诚信念。39年来，我曾经工作过的派出所，一茬接一茬的民警，高举旗帜、接续奋进，不怕流血、不怕牺牲，一路走来，共同唱响忠诚的主旋律。
（编辑：方玉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