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元，1988年9月出生，2010年6月入党，2011年12月参加公安工作，现任重庆市璧山区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内保大队教导员兼璧山区大兴初级中学校法治副校长。担任法治副校长4年来，她创新推出“树洞口袋”活动，及时掌握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用心用情引导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她先后通过“树洞口袋”收到学生信件7000余封，解决未成年人心理问题902个，化解校园矛盾纠纷188起。张耀元荣获2024全国“最美基层民警”“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重庆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优秀工作者”“最美渝警楷模”“重庆市优秀法治副校长”“重庆好人”等称号，荣立个人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各1次。
初春的璧山区大兴初中教学楼前，一棵挂满彩灯的仿真树格外醒目。张耀元拿出钥匙，打开树干中央的“树洞”信箱，像往常一样收走信件、纸条。最新收到的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树洞姐姐，明天能来陪我过生日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
从2021年收到第一封来信开始，张耀元用4年时间搭建起一座连接民警和未成年人的连心桥，用温情梳理7000余封寄信少年的心事，为近百名遭遇心理困境的未成年人点亮了前行的灯光，她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树洞姐姐”。
3月6日，在璧山区狮子小学，张耀元向二年级小朋友送出“树洞书签”。胡杰 摄
穿上警服那天，她选择俯身倾听
记者：为何会选择人民警察这份职业？
张耀元：我当警察受父母影响很大，我父亲是当地警龄最长的民警，43年的从警生涯中，他最珍视的不是挂在墙上的奖状，而是那本磨得起毛边的《帮扶对象台账》。他曾经持续资助一名和我年龄相当的留守儿童，这件事被电视台报道过，当我从电视里看到父亲的时候感到很骄傲。我母亲在县残联工作，长年帮助留守儿童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当警察的初心，正是想接过父母手中那盏照亮过别人的灯。如果有一天，我的笔记本也磨得起了毛边，里面记满帮扶过的未成年人名字，那就是对我为何从警最好的回答。
记者：“最美基层民警”对你意味着什么？
张耀元：在我看来，“最美基层民警”不仅是闪光灯下的荣耀，更是人民警察脚踏实地的坚守。我疏导过被家暴的孩子，那些手腕上的淤青和眼泪，让我深深体会到，有些孩子需要的不是训诫，而是一个心灵的港湾。我在校园里种“树洞”，因为我知道，很多孩子宁愿把内心秘密埋进泥土，也不愿对大人开口。“最美基层民警”对我的意义，是提醒自己永远不要忘记为什么出发。每次看到孩子接到回信时的笑脸，所有的疲惫都会化作肩头的星光。我作为一名人民警察，要成为黑夜中的守灯人，用一盏灯照亮未成年人的心灵夜空。
记者：为何要种“树洞”？
张耀元：选择这条路，因为我见过很多需要帮助的少年，他们需要有人成为生命中的“定海神针”。去年除夕夜我处置过一起少女离家出走的警情，12岁的女孩小菲因为和父亲发生口角，离家出走一夜未归，第二天我们接到小菲父亲报警。接警后，我们一边全力搜寻，一边通过手机给小菲发消息，但小菲一直没有回应，天快黑时我才在一个公园里找到她，她当时已被冻得浑身发抖。她告诉我，父亲离婚后脾气不好，她跟着父亲一起生活，经常发生争吵。我们协调妇联调解父女矛盾，经过三个月调查，发现很多类似的家庭矛盾都源于家长不会表达爱。现在每次遇到亲子纠纷，我都会随身带上一本家庭教育手册，送给家长学习，这样做比单纯批评管用。后来，小菲给我发消息，她说：“姐姐，你长得像我妈妈年轻时的样子。”我知道，我们不仅是简单地处置警情，更是守护无数个未成年人家庭的未来。
记者：当警察又当“树洞姐姐”，有人觉得是多管闲事、不务正业，你怎么看？
张耀元：我认为警察不仅要破案抓贼，而且要像老中医治病，治标更治本。有一次开展“‘树洞口袋’进校园”活动，有学生向我反映，个别女生会用一些不恰当的方式伤害自己。后来经过调查，我发现有一部分孩子因为消极情绪的影响，存在群体性心理危机倾向，于是我利用法治副校长的身份，在学校开展生命安全方面的教育活动，用自己的人生经历现身说法，告诉孩子们怎么面对困难和挫折，后来孩子们回信反馈说，在“树洞姐姐”这里，看到了光，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和方向。现在校园心理健康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我是一名民警，又是法治副校长，我们通过“树洞口袋”的方式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我们做一些小事回应一些孩子很迫切的需求，比如让他们感受到被保护、被关心、被爱，让他们能够走在洒满阳光的路上，走在健康成长的路上。如果说，这也是管闲事，那我愿意管更多这样的闲事。
记者：最初孩子们对学校设立的“树洞”信箱充满怀疑，你用什么方法让他们敞开心扉？
张耀元：2021年，我们在大兴初中种下了第一棵仿真大树，有个女生偷偷瞥了一眼，又迅速转回头去。有位老师半开玩笑地说：“现在的娃儿，谁会向警察倒苦水？”
为了破除这道坚冰，我不仅告诉孩子们，你们的信件是由警察保管的，绝对可靠保密，而且为了更好地和同学们做朋友，我还想了三个“笨办法”：一是“变魔术”，二是“捏泥巴”，三是“当观众”。有次进教室，我特意带了把彩色扇子和一包彩纸，假装要表演歌舞。当孩子们围过来时，我手腕一抖，扇子“唰”地变成五颜六色的蝴蝶，逗得学生哈哈大笑，这样拉近了和学生的距离；对需要特别关爱的孩子，我会亲手制作泥塑娃娃送给他，鼓励他早日回归健康生活；在下课后，我邀请学生参演自编自导的情景短剧。在一次次互动交流中，学生们逐渐打消了顾虑、敞开了心扉，纷纷将以前不愿说、不想说、不敢说的心里话和盘托出，“树洞口袋”收到的纸条、信件越来越多，由起初的每周两三封到后来的每周数十封、上百封。
7000余封信折射出基层治理的温度
记者：你的工作室张贴了满满一墙孩子们的画，能讲讲这些画背后的故事吗？
张耀元：这些画都是孩子们亲手画的，其中有一幅画名叫《预防校园暴力与欺凌》，画这幅画的孩子叫小婷。因为她皮肤较黑，以前班上同学经常给她起外号，女孩伤心地哭过很多次，甚至想辍学。了解情况后，我对女孩进行了心理疏导，经常去学校看她，安排班上同学和她一起参加情景短剧表演，以表演引导学生换位思考。通过这些工作措施，小婷变得开朗起来，给我们工作室创作了好多幅精美的画作。
墙上最新的一幅画名叫《四季图》，是去年中秋节前创作的。8岁女孩瑶瑶用树叶和野花粘贴出这幅画，画面描写的是“树洞姐姐”和她手牵手走过春夏秋冬。瑶瑶1岁时母亲离她而去，父亲长年在外打工，她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从小缺少母爱。我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每周去学校了解瑶瑶的情况，鼓励她自信自立、好好学习，逢年过节我还去她家里看望，为她洗头发、扎辫子，教她洗衣服、做家务。当瑶瑶将贴画交到我手中时，她指着画中的“树洞姐姐”说：“这就是我的警察妈妈！”
记者：成为“树洞姐姐”后，你收到多少封信？有什么感触？
张耀元：“树洞口袋”活动开展以来，我收到了7000余封孩子们的信件，每一封信背后都是需要被倾听的少年。有时深夜接到孩子的紧急电话，我连外套都来不及披上就冲出门。比如，有个遭遇心理困境的男孩小刚，曾在电话里哭着说想放弃自己。我一边和他保持通话，一边联系他的家人，最终在同事的协助下，将小刚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这样的经历让我意识到，“树洞姐姐”不仅仅是一个称呼，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需要用更细腻的方式走进孩子的内心，用法律知识、心理知识和实际行动守护他们成长。
记者：“树洞姐姐”关爱着7000余封信背后的孩子，还有时间精心照顾自己的女儿吗？
张耀元：作为警察，作为“树洞姐姐”，我的肩上扛着责任，但作为母亲，我也希望自己能尽到家庭的责任。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确实需要付出很多努力，需要家人的包容和理解。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随时待命是常态，常常回到家后女儿已经睡了，有时候，她会在书桌上给我留一张纸条：“妈妈，我等你到10点，但太困了，希望明天能看见你。”我心里感到又酸又暖。
去年儿童节，我答应陪女儿去游乐园，但临时接到一个紧急任务——一名因父母离异而绝食的女孩需要心理疏导。我匆匆把女儿托付给父母，转身离开时听见她小声嘀咕：“妈妈总是先当别人的妈妈。”后来，我试着用“树洞姐姐”的方式和她沟通。我告诉她：“妈妈的工作就像一棵大树，树干是责任，树枝是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树根永远扎在我们家。”她似懂非懂，用画画表达了心情——她画了一棵大树，树下有个戴警帽的小女孩，旁边写着：“妈妈的树洞里有好多星星，我是最亮的那颗。”家庭与工作，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用爱串联起的生命课题。我和女儿，还有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其实都在互相照亮——他们让我懂得柔软，而我让他们相信：无论黑夜多长，总有一道光在等待自己。
记者：在你接触的案例中，最让你揪心的是什么？如何预防这类事件发生？
张耀元：三年来接收到7000余封信件，最让我揪心的是那些因受到家庭暴力影响而产生的未成年人犯罪。这类孩子往往既是受害者，又成为施暴者。之前有个学生小宋，因为父母闹离婚经常吵架。在吵架过程中，父亲经常打骂小宋，骂他是累赘，亲子关系极度紧张。小宋在学校又不愿表达，长期压抑自己的情绪，后来因为和同学产生一点小矛盾，就冲动殴打他人，小宋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变成了校园欺凌的欺凌者。
预防这类案件的关键在于“打破沉默的闭环”，我们推动建立“家长学校”和“社区教育学校”，引入社工服务中心等社会组织进社区、进街道，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活动和重点家访，完善分级分类帮扶机制，根据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轻重程度，列入校级“暖心工程”，开展区级控辍保学、专门教育、家庭失管、心理健康、涉案帮教等行动，形成了“家校社共育”靶向帮扶体系，共同构筑未成年人“守护者联盟”。
让每一个“树洞”都通向春天
记者：2024年，“树洞口袋”被列为区级民生实事，你对未来有什么期待？
张耀元：“树洞口袋”被列入璧山区民生实事，是对我们过去工作的肯定。站在新的起点上，我对这项工作的期待可以概括为三句话：“覆盖更广、扎根更深、枝叶更茂”。目前，“树洞口袋”已覆盖璧山区60所中小学，但仍有偏远乡镇的孩子因资源不足无法及时获得帮助。我希望借助民生实事的政策支持，将“一校一树洞”拓展至全区偏远乡村的每一所村小、每一个教学点，还有流动儿童聚集的社区，形成“璧山经验”，推广至其他区县和外省市。我们还探索与高校合作建立“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基地”，提升干预转化措施的科学性。
一棵树的成长需要阳光、雨露，未成年人保护事业也是这样。我期待有一天，当孩子们提起“树洞”，想到的不仅是一个信箱、一名警察姐姐，而是一个充满善意的社会整体。正如那个在“树洞”来信署名“我想当画家”的孩子所写：“每个‘树洞’都该通向春天。”而我们正努力让这个春天早日到来。
记者：对于未成年人，你最想跟他们说什么？
张耀元：如果此刻有一名少年站在我面前，我最想对他说的是：“孩子，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你都不是孤单的。你的声音值得被倾听，你的痛苦值得被重视，你的未来值得被期待。”这些年，我读过很多孩子的来信，有人因为成绩不好觉得自己是“家庭的累赘”，有人因为外貌被嘲笑觉得自己“不配被爱”，有人因为遭受暴力而认定“活着就是一种错误”。许多未成年人把痛苦埋在心底，怕被嘲笑，怕“说了也没用”。但我想对孩子们说，倾诉不是软弱，而是勇敢的开始，求助，是给自己机会。我在学生时代也和你一样，总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笨的那个，18岁那年，因为高考的压力，我患上了严重的焦虑症，连写字的声音都会让我恐慌。当你觉得书包比山还重、父母的话像玻璃碴扎进耳朵，甚至想用自残证明自己的时候，请记住：这不是你的错。孩子，痛苦像石头，一个人抱着只会下沉，但当你放下，就会有人伸手接住你。“树洞”里的每一封信，哪怕只写一行字，我们也会拼尽全力找到你，托住你。
记者：你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向社会传达些什么？
张耀元：我希望向社会传递一种理念：社会治理不仅是惩戒与规范，更是守护与治愈。从警十余年，我始终坚信，警察的职责不仅是打击犯罪，更是守护人心。在“树洞口袋”活动中，我曾收到一个男孩的求救信，他患有先天性疾病，手上长了成片的癣，因此受到了孤立，他写下“活着好累”。我连夜联系学校、家长和心理老师，对接医院进行治疗，陪他一步步走出阴影。后来他在信中写道：“姐姐，你让我知道，这世上还有人愿意为我停下脚步。”这种“停下脚步”的倾听，正是我想传递的——社会治理的根基，是对每一个个体的尊重与关爱。
